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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意蕴,法律信仰的失落与重建【利豪棋牌游戏平台】

2020年4月18日 - 利豪棋牌游戏平台

2018年7月6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法理学 法治 [ 导语 ]
法律信仰的形成,往往以信仰之法的存在为前提,因为只有法律可被信仰,人们才能形成法律信仰。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如何重建法律信仰呢?[
内容摘要 ]
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
内容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内涵丰富,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访问印度的外国人,他们会对残存的印度寡妇殉葬制度感到好奇:血肉之躯的弱女子,何以会面对熊熊烈火态度从容、表情安详、视死如归?一位初到某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夜晚在城郊等车,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时路上的车很少,没有行人,更没有交警或监视系统,但每辆车的司机,如同在闹市行驶一样,路口遇到红灯都自觉停下来。对此,他深感不解。实际上,这都是信仰的力量。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美国学者伯尔曼系统研究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过程,认为宗教是这一传统的重要基石。他发现,自近代以来,法律实证主义占据上风,法律逐渐脱离了宗教基础,成为官府自上而下强加的外在规则,由此导致了西方世界法律信仰的危机。

1、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求现代德治运行的社会基础是法治社会

如果追踪历史,法律信仰的失落始于现代。在传统社会,法律与信仰往往合为一体,因而法律是人们的信仰之法。信仰之法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自发之法,即人们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法。它们源于生活,基于实践,是特定社会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外显和信念的符码,因而人们对它们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在所有初民社会,这种自发之法是主要的法律形态。二是宗教之法,它是宗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法律被认为是神意的表达,是神对人的命令。它与宗教教义密不可分,同宗教信仰融为一体,因而自然成为信仰之法。无论是犹太教法、天主教教会法、印度教法,还是伊斯兰教法,都是典型的信仰之法。三是道德之法,在一些奉行德治的社会,道德是最高的原则,法律只是它的附属部分,所有法律都体现道德的价值,甚至与道德没有明确的界限。由于这种道德成为信仰的价值体系,与这种道德密切关联的法律,也就自然成为人们的信仰之法。中国由汉朝至清代的法律便属于这种类型。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交往与合作得以共存共处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体系,自国家产生后,它们始终都是国家治理的两种重要方式。古代中国有着丰厚的德治思想,并形成了独特的德治传统。如荀子坚持“礼刑合用”,“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董仲舒主张德本刑末,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传统儒家既推崇道德的教化作用,也没有排除刑罚的抑恶功能,这种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相结合的观念和做法,奠定了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方式。但传统德治实施的社会基础是人治社会,现代德治实施的社会基础是法治社会,二者运行的社会基础不同,权和法的地位不同。人治社会是人的统治,人说了算,皇权不受法律制约,法律制度是治民的工具。法治社会是法的统治,人依法而为,任何个人和组织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无人处于法之外,无人居于法之上。进言之,传统德治所倡导的德政和德教,是为政者权力无法律制约,仅靠道德自律向善,往往难以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现代德治是在法律对公权力进行约束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框架下,即在确保法律对公权力制约的前提下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品德情操与社会道德教化。

一般说来,法律信仰的形成,往往以信仰之法的存在为前提。因为只有法律可被信仰,人们才能形成法律信仰。信仰之法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人们信奉统一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可以是宗教、道德或自发的价值共识等,而法律是这种价值体系的组成或附属部分。第二,这种价值体系是法律正当性的基础,决定着法律的精神气质,形塑着法律的外在特征,限制着法律的发展方向。第三,由于以上两个特点,法律逐渐凝结为一种生活方式,既是“生活的语法”,又是价值的符码;既是规则的载体,又是意义的表征。事实表明,借助统一的价值体系,信仰之法容易得到普遍的遵守;借助信仰的力量,这种法律易于施行。同时,这种法律也便于维持稳定,因为只要信仰体系不变,相关的法律就不会改变。但是,传统的法律信仰也存在某些缺陷,一是它们偏重追求内在价值,忽略外在形式的合理性;二是它们偏重追求信仰的一致性,压制了法律的多样性和个人自由;三是它们偏重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往往使法律丧失了变化的张力和及时回应实践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专题部署,推动法治建设驶入快车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一言以蔽之,在法律面前,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逾越法律的特权,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个体或组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奠定了坚实社会基础。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形成,自发之法已被统一的国家之法所取代。在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洗礼下,宗教之法被世俗之法所取代。与此同时,道德多元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体系,道德之法难以继续存在。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的信仰之法便走向了解体,与之相应的法律信仰也出现了危机。

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求法律具有良善性质

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例如,偏重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难以被资本家、企业主所信仰;偏重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难以被生产厂家或经销商所信仰;偏重维护行政主体地位的法律,难以被行政相对人所信仰;偏重维护“异性恋者”的法律,难以被同性恋者所信仰;削减社会保障项目的法律,难以被弱势群体所信仰;反垄断的法律,难以被那些寻求垄断的企业主所信仰;强制服兵役的法律,难以被反战的和平主义者所信仰。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不单是实现道德与法律功能上的互补,更强调道德对法理念、法灵魂的价值统摄性,要求在法律的立改废释中,坚持价值引领原则,使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反映和体现社会主流价值,从源头上减少或避免合乎法定程序但与善性相悖的立法的产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法律不能离开或背离道德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法治与德治不能分离。法治在广义上是“法的统治”,但“法治”的本质是“良法善治”。法律制度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自古有之。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仅在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备和有效实施,更在于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制定出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的良善法律。为了提高立法质量,保障法律的良善性质,必须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就当代中国而言,这种危机尤其严重。我们看到,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制定的大量规则不被遵守,一些强权势力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许多人把庄严的法律诺言当作儿戏,执行难的尴尬常常使法院严肃的判决形同具文。所有这一切都与人们缺乏法律信仰有关,因此,重建法律信仰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当务之急。

良法虽是法治的本质要求,但它不是法律的天然本性,因为立法质量总会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立法者由于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社会利益关系和矛盾的复杂性所产生的认识和概括能力的局限等,致使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有些实在法,由于个别条款不能随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及时修订或废止,就会导致一些法律法规渐渐失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良善性质而成为恶行的孵化器。因此,要制定出合乎正义精神和良善道德的高质量法律,需要多种条件的保障。需要立法者自身有德,能够秉持正义原则,不为个人或集团特殊利益所羁绊;需要立法者有专业素养,能够遵循立法程序与立法规律,科学立法;要求立法者有人民情怀,能够洞察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制定出反映人民普遍利益与意志的法律法规。所以,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定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良法,既惩治恶行又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应秉持正义的法理念以及合乎良善道德要求的法原则,及时制定与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以克服不完善性和偏私性。“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真正好的法治是良法的治理,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良法善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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