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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义务制度下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公司法应如何应对【利豪棋牌游戏平台】

2020年3月12日 - 利豪棋牌游戏平台

第四,扩充管理层信义义务的适用边界。鉴于上述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区分的难度,有必要扩充信义义务的适用边界,将债权人纳入信义义务的受信人范围。

作为信义义务的方法论,程序与计算之间的关系密切。首先,信义义务的分析推演在证明责任分配的框架下展开。对董事决策的审查从程序深入到计算,是一个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否深入到通过计算评价交易实质公平性,取决于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是否主张以及能否举证。其次,会计计算在部分情况下能够实现对交易公平性的实质判断,进而推翻程序性的推定。对于不当程序下的决策公平与正当程序下的决策不公,会计计算解决了部分公司交易的实质性判断难题。最后,计算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实现交易公平性的实质判断,进而辅助信义义务的规范分析,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命题。

在学术立场上,股债区分新标准的提炼需要置于“金融交易法”而非“金融监管法”的立场,其意味着公私金融法律调整力量的改变和资源的重新配比,实质是引入私主体因素,增强其在金融主体博弈中的力量,而权利是金融私法的基本话语,从权利的视角审视股债融合具有当然的正当性。在研究方法上,股债区分新标准的提炼需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逻辑方法。股债融合尽管有丰富的产品形态和精巧的法律结构,但究其实质,依然是一种金融合约,而合约是权利义务的联结。隐含在股票和债券中的特定权利内容可以经合意予以变更、剥离或重组,从而形成新的金融工具,以体现变更或重组之后的新权利。
在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的双重限定之下,“权利标准”可以作为股债区分的新的基本标准。

2019年9月2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信义义务 商业判断规则
优先股 司法审查 [ 导语 ]
作为股债融合的混合证券,优先股中股权与债权经济利益状态的趋同、组织法与合同法权利行使机制的交叉,使公司内部充斥着不同类别股东之间的利益纠葛,合同与组织陷入双重失序。对此,山东大学潘林副教授在《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基于信义义务的制度方法》一文中,主张我国公司法应积极回应,适用组织法框架下的信义义务制度,划定优先股合同权利的组织法边界,给出复杂利益竞争的妥当分配方案。
一、现实困境:股债融合与双重失序

公司法制度的贯通式改革

本文选编自潘林:《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基于信义义务的制度方法》,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潘林,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公司法的根本转换

第二,我国对决议程序的司法审查更多地停留在格式规范,缺乏程序公平性的经验。基本格式规范限制了公司权力行使者的运作空间,且由于相关机制的缺漏,本应在公司内部框架下实现的格式规范最终以决议效力纠纷的形式传导到法院的司法审查,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司法机关对程序公平的认知以及对商事交易、公司运作、权力行使的理解。对此,应保障商事审判回归商事交易的逻辑,在现有规范中能动解释相关规则,对雇佣关系、职业关系、财务关系等进行能动评价;同时,需在公平交易的分析框架下重新认识商事交易链条中发起、时点、架构、谈判、披露、批准等环节可能存在的滥权空间。

二、股债区分“ 权利标准”的提出及其证成

在无法通过程序确保公平交易的情况下,法官对董事决策的审查重心从形式层面转移到实质层面,以计算的方式实现对公平价格的判断。

第五,扩大“证券”的范围。由于我国《证券法》关于证券范围的严格限制,诸多股债融合型投融资工具无法被涵盖其中,徒增社会风险。长远看来,基金份额、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权证、存托凭证、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都应纳入证券的范围,零息债券、永续债券、垃圾债券、高能债券等具有一定“股性”的债券品种也应被预留一定空间。

二、他山之石:组织法中的信义义务制度

我国应结合股债融合的发展现状和演进趋势,根据市场实践和法律创新需要归纳提炼新的区分标准。为了确保新标准的可操作性,有必要在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上做出必要的限定。

通过程序的利益分配

第二,创设差异化的股权结构。科创板允许采取不同表决权架构的公司上市,倒逼《公司法》打破“一股一权”。为了防范差异化股权结构的利益冲突,应辅之以限制持股主体、禁止通过发行类别股进行资本重置、限制特别股的加权幅度、限制特别股的发行规模、限制加权表决权股的流通、建立完善的类别表决机制、设置“日落条款”等制度规范。

三、信义义务制度的方法论规则:程序和计算

一般认为,公司控制权具有动态性,在公司正常经营条件下,股东享有公司控制权;当公司经营出现资不抵债或濒临破产危机时,债权人有权决定公司控制权安排,债务危机是公司控制权安排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转换的临界点。将公司控制权赋予股东享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表现在股息分配、请求权稀释、资产替换、过分投资等方面。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发展,控制标准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如随着优先股发行的普遍化,无投票权股份已经呈现出常态化。

第一,我国公司制度系统对组织决策程序的认知重心在于决议以及最终形成决议的会议,对商事交易语境中的决策过程重视不足。同时,对公司决议的法律行为定位以及公司决议所置身的民法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认知局限。对此,公司立法应弥补诸如决策者独立性、安全港程序等规范的疏漏,形成富有弹性的利益冲突认定标准。此外,应节制民法抽象概念体系对公司交易的解释,以标准章程、公司秘书确保公司程式,实现向商事交易中程序公平的认知重心的迁移。

第一,丰富公司的组织形态。建议将国有独资公司剔除,以封闭公司和公众公司的分类为基准重构公司的组织形态,同时允许公司根据类型和规模选择差异化的治理结构。

第一,优先股是股不是债。优先股虽融合了债权元素,但并未摆脱其股权及剩余索取的属性。优先股合同权利行使应在组织成员关系的语境中展开,不因创设优先权利的合同机制而排除优先股股东的组织法保护,也不因合同性的优先权利而触犯其他成员权益的组织法底线。

一般认为,股票的投资风险高于债券。但随着期权定价理论及相关金融衍生工具在公司投资中的广泛运用,股东可以提前锁定风险,将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转移给第三人。因此,在金融创新的冲击下,股东和债权人承担的风险已经没有绝对的实质性差异。

第二,为划定优先股合同权利边界而试图在组织法与合同法之间寻求明确界限的行为,往往难达目的。相对性的合同安排一旦落入公司组织的范畴,伴随公司组织中的控制权安排以及商事交易中的操作空间,合同与组织的边界将被不断模糊。

首先看股利分配请求权。股东可通过公司盈余分配获得股利,债权人虽然不享有股利分配请求权,却享有投资回报取得权以及投资本金收回权,且该权利具有确定性或可预期性。由此,可以归纳出股债区分的第一个权利标准——以投资回报的确定性作为债权投资的核心特征,以投资回报的或然性作为股权投资的核心特征。

文献链接:《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基于信义义务的制度方法》

第三,规范股东投票权的行使。股债融合使股东和债权人的角色混同,直接导致“公司归谁所有”这一决定公司投票的基础性问题发生了动摇,对此,一方面需要规范投票权征集,赋予其合法地位,同时明确规定禁止有偿征集投票权;另一方面需要引入投票权外包制度,建立程序性控制机制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防范化解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

优先股是指依照公司法,在一般规定的普通种类股份之外,另行规定的其他种类股份,其股份持有人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但参与公司决策管理等权利受到限制。作为混合证券的一种重要形态,优先股跨越了股权与债权的边界,实现了股权与债权经济利益状态的趋同、组织法与合同法权利行使机制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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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秩序与组织秩序的配合成就了优先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然而在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竞争中,合同与组织却陷入双重失序,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组织挤压了合同权利的空间,合同秩序因嵌入组织而瓦解。优先权利通过合同机制创设,在缔约方之间产生债的法律约束力。然而优先股是股而非债,在公司商业决策的托辞下,优先股股东的投资很可能成为实质上无需偿还的借贷。另一方面,合同权利空间在组织中过度膨胀,组织秩序受到了合同的入侵。合同强制履行的债权逻辑可能导致对部分股东的压制以及控制者的滥权,冲击公平对待全体股东以及正当行使控制权力的组织秩序;同时,优先权利的实现极可能以公司及普通股股东的正常利益为代价。

目前,研究文献基本上都认为债权人不属于信义义务的受信人范围,没有权利提起信义义务诉讼。这种结论无疑是建立在公司资本构成单一化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但由于公司融资方式的日趋多元化,公司的资本结构呈现出包括股权、债权、期权以及混合形式的投资等在内的多样化资本构成格局,股东并非唯一或最重要的剩余索取权人,债权人乃至其他类型的投资者都可能是公司资产的剩余索取权人。鉴于此,有必要拓展信义义务受信人的范围,将债权人有条件地纳入其中。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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